红色黎明

四

 

《共和与君主论》中最有价值者，对于笔者来说乃是古德诺所推崇的以渐进式改革实现民主政治的思路。这一思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争议多年的老问题：即实现政治民主化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先决条件？

这一问题与渐进主义改革的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渐进主义者们大多是相信民主存在着先决条件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是由于他们认为民主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某些先决条件，他们才会提出渐进式改革的方法，以求逐步满足这些条件为民主的到来做好充分的铺垫与准备——或者说，就在他们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工作之时，民主已在不知不觉间伴随一场和风细雨翩然而至。

笔者认为关于民主是否存在先决条件这一问题的讨论并不像激进的民主派或是某些政客在某种特定场合所声明的那样是毫无意义的，恰恰相反，讨论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一则由于在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所定义的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中[1]，我们看到了民主革命并不是为每一个国家都带去了幸福与繁荣，其中存在着相当一部份地区因为这一疾风骤雨式不容否定的变革而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至今难以自拔；再者言之，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之后，已经来到了国家发展的十字路口，不可避免的将要直面政治改革这一问题以突破瓶颈，稍有差池便会前功尽弃，因此讨论这一问题是对国家前途与命运的一种负责认的思考：倘若民主确实存在着先决条件而我们去忽略了，其后果将是难以估量的；倘若民主确实不存在先决条件，那么国人所缺者便仅仅是坚定的信念与勇气了。

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施米特（Philippe C.Schmitter）、怀特海（Laurence Whitehead）和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人认为一个国家成功地由威权体制转换为民主体制，必须具备下述客观情势：

1、适当的经济发展；

2、贫富差距的减少；

3、多元化之社会结构；

4、市场取向的经济；

5、较具容忍和妥协的政治文化。

当然，他们也强调了仅仅满足客观条件并不能直接导致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变，民主的先决条件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在某种具体的历史情况中限制了民主化的可能性[2]。

周阳山先生通过比较东欧各国体制转型的实例，特别是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两国之间的对比论证了他所提出的民主政治成功转型所需之必要条件，较奥唐奈等人的观点更为具体化[3]：

1、稳定的经济发展、自由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制；

2、社会的多元化，自主的中产阶级，独立自主的工会与社会团体，不受国家机制操控的民间社会；

3、宪政主义的传统，如缺乏此一传统，则应具备良好的宪政制度，使民主、制衡机制得充分发挥监督政府运作的功能；

4、邻国与超强国家支持本国的民主改革，国际民主化潮流的浸染；

5、政治领导人或领导阶层的有效领导与指挥，并具备一定的威望，足以推动民主改革与反对运动之间的有效整合；

6、社会、文化的基本共识，对宪政秩序的基本共识，族裔之间的和谐。

他认为，倘若社会缺乏这些条件，那么面临民主转型的国家“很可能会在转型的道路上驻足不前，甚至倒转而回到集权或威权统治上去[4]”。

值得注意的是，周氏对于民主转型的趋势提出了一种与古德诺在《共和与君主论中》相类似的看法，即民主的转型趋势并非是一条没有岔路的单行道，从民主逆转至威权甚至极权的现实教训是不容忽视的[5]。

对于那些坚信民主理想并以之为己任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观点显然是荒谬的。在他们眼中，古德诺也好、周阳山也罢，他们所提出的所谓民主的先决条件根本就是民主所带来的结果。天赋人权，民主政治不存在任何门槛，它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使然。同样，他们认为在政治转型期间出现“逆转”无非是一种暂时性震荡，可以视作人民与新制度之间的磨合期，是为建立新世界所付出的必要代价，无论其延续的时间有多长，民主才是唯一的必然趋势，它终将战胜一切——这样气势磅礴的论断相信对于大家来说都不会陌生，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选举中。

笔者对过于绝对化的论述一向持谨慎的怀疑态度，因此就笔者个人而言，会更倾向于周阳山与古德诺的看法，而非后者激情澎湃的演说。因为前者是对现实的思考，有来自既有事实的经验教训作为依据；后者则在更大程度上是对未来的许诺，虽然给人以信心和勇气，但未来是无法被证实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不过我们大可不必将这一争论视作一种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矛盾，承认民主存在先决条件并不等于否认民主的价值。持这一观点的渐进主义者们的目的不在于成为历史滚滚的巨轮面前那一只只愚昧迟钝不自量力的螳螂，而是希望能够对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进行一些修正，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并以最短的线路到达目的地。

就笔者而言，对于一个面临民主转型的国家而言，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二：经济上的发展与真正意义上公民的培养。

经济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基础性的，无论是雅典的共和城邦还是近代以来君权让位于民权，西方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归根结底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与进一步发展的需求。鉴于学界对于这一基础作用的的论述颇多，在此笔者便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面临政体转型或正处与转型之中的国家而言，经济的合理发展、社会的富裕将带来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张。这一阶级本身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其自身素养决定了他们对于政治改革将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温和的手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采取暴力革命等激进手段对国家进行一蹴而就的变革的风险。因而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意味着社会稳定性的增加——但这种稳定性并不等同于停滞不前——从而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建立与发展，这一观点在黄秀瑞先生的对于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实例分析中也得到了印证[6]。当然，倘若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基于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之上，除非国家采取措施调节财富分配，否则便只会加剧人们的激进倾向，最终迫使人们走向革命之途——而对于使用革命的手段实现变革这一点，笔者是存在疑义的，将在后文进行讨论。

第二点是关于真正意义上公民的培养。公民一词最早出现于亚里士多德所著《政治学》之中，代表着可以行使城邦政治权力的人，区别于人民、居民和奴隶。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公民在某种意义上对社会负有更大的责任，他们有义务不断提高自己的素养和能力同时必须谨小慎微，因为他们在履行公民身分时的行为和态度所影响到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成千上万人的生计整个国家的命运。对于公民的培养，古德诺在《共和与君主论》中谈到了两条相互配合的途径：一条是广设学校普及教育，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为维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最起码应当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否则难以养成独立思考及理性的人格；另一条则是给予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使其能够有政治实践之经验——当然，这样的参与是在威权可控范围内的，与其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参政，不如说是一种公民训练。彭诺克（Roland Pennock）则对公民教育提出了更高的目标，他认为容忍异己与愿意妥协作为民主政治最为重要的精神必须普及于整个社会，否则民主难以顺利运行[7]。此外，笔者以为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一定的纪律性——不是简单的服从，而是对通过合法途径制定的既有规则的尊重——也同样是民主政治对于公民的基本要求。显然，公民的培养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但不能因为其繁琐、难以在短期内考量其具体成果就草草了事或是简单的对其进行忽略。体制能够对人产生影响，但不能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体制的变革，那是逃避问题的表现。为什么西方分权政治为他们带来的是相互监督与制衡，而这样的权力切割到了中国却仅仅是将过去的个人犯罪升级成了一系列令人胆战心惊的“窝案”？“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善之吏。[8]”韩非子的这番警示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着他特有的现实意义。

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公民的培养，显然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成效的工作——后者更是如此——他们需要时间以及一个可控的稳定环境，渐进改革与激进革命究竟何者更能胜任此项工作，不言自明。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正是一套中国渐进主义的路线图，他本着对国家与民族负责的态度提出了中国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之下必须经过“军政”、“训政”时期方可真正实现“宪政”思想。中山先生对于训政时期格外重视，他对于训政时期目的及必要性的表述，在中国近代渐进主义改革的思想中具有很高的代表性[9]：

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之所以必要也。。。。。。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

认为民众素质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的先决条件，重视公民的培养胜于单纯对体制变革的追求，在这点上，古德诺与中山先生可谓不谋而合。古氏因为强调这一观点，被扣上了“对民主的诬蔑”、“帝制派的谬论”等一顶又一顶大大小小的帽子，倘若这些民主斗士们发现中山先生也说过同样的话，他们又会呈现出怎样的一种态度？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发现谁对中山先生进行过规模与激烈程度不亚于古德诺的批判，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种可能：１、批判者们根本不知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为何物，或是仅仅粗略扫了一眼，尚未知其深意；２、因为古德诺是袁门走狗，而中山先生则是堂堂国父，自然要区别对待。若是第一种情况，则说明了他们无知且不负责任的态度；若是第二种情况，则说明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理性与公正。倘若将中国的未来交给这些激情澎湃的民主斗士们，让不负责任者去建立一个责任政府，让狂热不公的人来制定一套合理公正的制度，其结果是可想而知。中山先生为实践自己的渐进路线图，培养未来中国之真正公民，亲自翻译了罗伯特（Henry M.Robert）的《议事规则》并将之命名为《民权初步》作为公民训练的初级教程；而那些激进的斗士们除了破坏、煽动以及无休止的谩骂以外，谁又为国家的未来做过一点实质性的贡献？而最后夺取政权名垂青史的往往是后者，前者的不懈努力则伴随着枪林弹雨被彻底埋葬在一片废墟之中从此被人遗忘，最后还要被灌以“软弱性、妥协性”的名号为人嘲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当然，渐进主义的观点经常受到来自于历史经验的挑战。正如谭嗣同所言：“各国变法无不自流血始。”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通过不流血的渐进路线由极权或威权体制平稳过渡至民主体制的典型案例。笔者虽然不能草率得出未来世界渐进与和平必将取代激进与流血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方式的结论，但至少可以从历史上总结出这样的趋势：和平、稳健的形式在人类的政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不断增大的。这并不是历史简单的巧合或是无逻辑的昙花一现，其背后是有规律可循的。随着人类自身的力量日益强大，社会发展的日益复杂化，采取简单的暴力与激进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成本将会不断增加，人类将越来越难以承受这样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之下，渐进主义作为有效降低改革成本的主要途径自然会对人们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这是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使然。在现实当中，工团主义取代传统的工人起义成为当今世界工人阶级主要斗争方式，它通过罢工与谈判的和平途径逐步改善工人生存状态的成就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笔者的这一推测。

此外，暴力革命在历史上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已经为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的痛苦以及难以治愈的创伤。革命将所有人都卷入时代疯狂的漩涡之中，没有谁能真正独善其身。在革命激情的感召之下，由于理性与冷静已被革命小将们一扫而空，改革的方向与进程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即便最终社会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中并成功实现了变革，其代价之惨痛恐怕不是那些拍着胸脯信誓旦旦的革命家与激进者们简单说一句“我能负责”便可以支付得起的，一切最终还是要由人民买单。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为了无目的地复述历史，而是为了通过反思历史吸取教训从而不断进步。除非能够证明这是人类无法逃避的自然宿命，否则仅仅知道暴力革命所带来的种种灾难却不思改进之法并努力践行，便不能算的上是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学术态度。

最后，笔者将要澄清渐进主义改革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关于临时性威权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的可行性。要回答这一问题则必须从三个角度来考虑：经济发展、公民的培养以及威权政府放弃权威的可能性。

就经济而言，只要这一政府采取符合市场规律的手段，欲求经济之发展也并非及其困难之事，世界上这一类国家并不少见。尽管这类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增大的威胁和质疑，但笔者认为这要视乎具体情况而定，对于规模较小——特别是人口规模——的国家和地区而言，采取适当的经济手段——譬如税率调整、增加补贴等——是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但对于中、俄这样的大国来说，情况则复杂的多。大国经济出现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不仅仅是体制的问题，更是经济学本身的难题，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有如此规模的国家——无论其是否已经完成了政治民主化——能够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这一点不足以成为论证威权体制之下经济难以合理发展的依据。

就公民的培养而言，一种半开放的威权政治体制对于锻造新公民的意义前文已有详细的讨论，所以在此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威权政治之下是否存在引领、主持公民教育的力量。不同于极权政治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威权政治所展现的是一种半开放的状态，官方虽然仍旧控制着媒体、出版与教育，但其非官方的活动空间却较极权政治大为拓展了。非官方活动空间的存在，为理性知识分子的活动提供了平台，而理性知识分子正是培育新公民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通过温和的方式对人民进行启蒙。此外，由于这里我们所定义的威权政府采用的是一种半开放的政治模式，公民可以在一定空间和一定范畴内获得参政的实践机会,这样的机会主要有两种渠道：1、直接参与地方区域自治；2、民间非政府组织的运作。第一点可以参考中山先生《建国大纲》中关于训政阶段由小地方自治训练逐渐过渡到行省最后发展至全国自治的模式。倘若这一国家对于民众参与政治的开放程度及其有限，那么民众还可以通过第二种渠道，即当今所流行之非政府组织来体验公民生活——当然，这样的组织多是以公益、文化等等名义建立起来的，因此被容忍在非官方空间之内生存。

当然，我们不能期望威权统治者在民主转型的基本准备工作皆已完成之时自动下台完成转型——正如前文所述，民主的先决条件不过是限定了民主发展的可能性，而非导致民主的直接因素——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对于国民党人大公无私主动放弃执政地位这一点未免显得过于乐观。但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提出的观点则为我们带来了希望，他指出当预期压制的代价增加时，政府容忍反对势力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同时压制的代价超过容忍代价越多时，形成竞争性政权的机会就越大[10]。黄秀瑞先生亦是对罗氏的观点颇为赞同，他以蒋经国时期的台湾作为支持这一观点的典型案例。换言之，当社会发展到那一阶段，随着经济条件的成熟，公民社会的壮大，威权统治者在压力——公民们自然要采取一些行动，但并非暴力推翻统治者——之下放弃政权将是一种无可选择之事，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台湾的民主化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考。  

夫果未熟而摘之，实伤其根；孕未满而催之，实戗其母[11]——梁启超先生以形象的语言痛陈了激进变革之害。勒庞更指出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人类还不具备强迫他们在突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一个热衷于重大变革的民族——无论这一变革在理论上是多么完美——是生存在致命危险之中的[12]。渐进主义被国人遗忘了百年之久，现在已经到了应该且不得不重视的时候了。当然，对于当代的渐进主义者们而言，未来的道路依旧坎坷，他们会如他们的前辈一般被人羞辱、嘲弄乃至遗忘。统治者压制他们，因为他们这种脚踏实地的行动比那些举着高音喇叭或是网络上吵得天翻地覆的刁民们存在更大的威胁；革命者与激进派排斥他们，因为他们的言论在某些程度上与统治者不愿意进行变革的理由是那样的相似，似乎这些渐进主义者不过是被官方受买的宣传员，另外他们的行动在革命者眼中也是毫无意义的；群众则更难以理解他们，因为群体天性倾向于极端的感情，习惯于将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13]，理性分析在群众中的号召力远不如领到人一篇激昂的演说——尽管这样的演说将是充斥着谬误与极端的。但即便如此，渐进主义者们也不会放弃他们的努力，因为他们这一类理性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良心、荣誉和头脑，他们有义务为这个民族延续希望避免灾难的发生。即便面临失败，渐进主义者们宁可选择被时代大潮所毁灭，而不是向那些气势汹汹的庞然大物们缴械投降——虽千万人，吾往矣。

 

五

    此文从酝酿至成稿，算来已将近半年。最初的刺激点除了对于古德诺身后种种疑点的好奇外，还有近年来在网络上愈演愈烈的论争。传统的激进者们一贯言辞激烈不负责任，这点自然无需大惊小怪；但那些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竟然较他们所批判的愤青们别无二致——对信息进行意识形态式的选择性接收，动辄给他人扣上“五毛党”之类的帽子，对待问题的态度也是非此即彼，缺乏包容性——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恐惧。因此，重提渐进主义并对其进行一定的整理也是相当必要的了——同时也是对自己这些年来思想观念的一次梳理。

    由于史料庞杂，缺乏整理，稂莠不齐，真假难辨，在写作过程中几度山重水复疑无路，但幸蒙恩师林公启彦先生的悉心教导与鼓励，才得以坚持下来，冲破桎梏，得见柳暗花明之景。此外，故友吴穹思君的冷静判别与严谨的逻辑亦使我获益良多。如今恩师即将退休，为人子弟者无以为报，谨以此文聊以慰怀。同时也遥寄远泊英伦的YZ，她是我一切灵感的来源。

             

                                            

2009年6月 初拟于清华园

                            2009年11月17日 草就于周树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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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亨氏所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主要指70年代后出现在欧、亚、拉美地区的政治体制转型。

[2] 黄秀瑞，《台湾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民主化》，收录于陈文俊主编《台湾民主化：回顾、检讨及展望》，高雄，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民国八十五年六月，P65

[3] 周阳山，《制度化与民主化概念的省思》，收录于陈文俊主编《台湾的民主化：回顾、检讨及展望》，高雄，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民国八十五年六月，P9~10

[4] 同上，P11

[5] 同上，P6

[6] “一个社会如果大部分民众倾向渐进改革方式，比较不会采取暴力激烈手段，因此较容易走向民主途径。。。。。。台湾并无革命的环境，因为在经济上富裕，且贫富又不太悬殊之情况下，再加上传统中庸与和谐之观念，老百姓很少会赞成使用激烈的革命方式。就此而言是有利于民主的发展的。”

  ——黄秀瑞，《台湾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民主化》，收录于陈文俊主编《台湾的民主化：回顾，、检讨及展望》，高雄，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民国八十五年六月，P82

[7] 同上，P67

[8] 参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9] 参见中山先生《中国革命史》一文，原载于1923年1月29日《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

[10] 黄秀瑞，《台湾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民主化》，收录于陈文俊主编《台湾民主化：回顾、检讨及展望》，高雄，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民国八十五年六月，P83

[11] 见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12]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1，P32（正文P3）

[13] 同上，P10

三

 

在上一部分我们基本澄清了多年以来围绕古德诺在华期间的活动存在的种种误解。其实只要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对于古氏的这一系列误会主要来自于对《共和与君主论》的误读。下面我们便来冷静地剖析这一篇引起了轩然大波——确切的说是筹安会的扭曲使然——的旷世奇文，看看它是否真如人们所引用、评价的那样荒谬绝伦。

由于《共和与君主论》的原文是英文，故秉承史家严谨之态度，为最大限度的避免误读，研究时理应依照原文进行分析。但因条件所限，原文无从考察，只得以时任法制局参事林步随之译本[1]为准。除却原文难寻之困难外，笔者还有两点考虑：一则当时媒体刊登转载的正是林氏译本；二则倘若帝制派所安排之林氏译本之所言已与帝制派之主张大相径庭，则更遑论原文乎？在此亦深望诸君理解。

纵览全文，笔者并未发现筹安会所引用之“君主实较共和为优”的依据，相反，《共和与君主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立宪政治倾向——尽管它在某些地方仍然表示着对君主制的好感，这并不奇怪，古德诺的矛盾造成了他的这一难以割舍的暧昧态度，这点我们已在前文论述过了。

古氏的理念其实并不难理解：国家欲求长久稳定、人民幸福的终极目标，则必求立宪之发达；欲求立宪之稳定与发达，则须走一条渐进改革的而非激进革命的道路；欲行渐进之改革，则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而君主制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当然，它必须满足一些前提条件。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以较小的代价实现政治现代化——即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才是古德诺一切考虑的出发点。君主制对于古德诺而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并且是有限定条件的手段——这些条件我们将在后文详细分析。

显然，这样的思路与帝制派的终极目标相去甚远，也难怪帝制派所能引用的仅有文中几句梦呓般的“然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以及那些蹩脚混乱草草了事的案例分析了。不过这些片断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古博士目标、思路以及种种前提条件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当然，这也同样不是革命领袖们所关心的，他们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去通读全文，他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一根导火索，一个大手一挥改天换地的时机。至于激愤的群众则更没有耐心去听古德诺慢条斯理吞吞吐吐的论述那些早已令他们嗤之以鼻打翻在地的观点，一个愤怒的理由就足以点燃他们，星火燎原。在这一点上，《共和与君主论》完美的满足了三方平日里众口难调的需求，而古德诺的真实面目与他那并非一无是处的理念则被尴尬的遗忘了。

另外，在我们开始分析文章之前，有必要对几个重要的概念做一些额外的说明：即国体与政体，君主与共和。1915年的这场君主与共和之争，若严格考究便会发现在论战双方的概念中国体、政体混用，君主、民主、立宪、共和纠缠不清——甚至可以说，这些政治学概念至今在国人的脑海中仍是一团浆糊。鉴于篇幅所限，笔者无意在此对这些概念作详细解释和说明，简而言之，就笔者看来，这实际上是一场政体之争。当然，有人会质疑这场论战本身涉及之概念已经超出单纯的政体之别，深入到了国体的层面。但由于国体的基础是阶级观念，在阶级观念尚未成形的国人脑海中，显然不存在国体之争，故在此奢谈国体实属无谓。我们在进行深入研究之前必须谨记此点，对于文章中出现的“政体”、“国体”等概念必须抛开一切既有的现代政治学定义，认清当年的君主与共和之争，实质是传统君主政体与现代民主政体之争，是政权具体组织形式之争。

　　笔者将就如下几个方面对《共和与君主论》进行剖析：

1.        古德诺对国情与政体关系的基本认识

2.        君主制优于共和制之处

3.        古德诺对中国的认识及君主制转轨的前提条件

 

1. 古德诺对国情与政体关系的基本认识

在《共和与君主论》的开头，古德诺便陈述了这样的基本逻辑：

    盖无论其为君主或为共和，往往非由于人力，其与本国之历史习惯，与夫社会经济之情状，必有相宜者，而国体乃定。假其不宜，则虽定于一时，而不久必复以其他之相宜之国体代之。

对唯物史观稍有认识的人对于这样一种说法都不会感到陌生，他与生产力决定论的表述是基本一致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适应。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生产力乃是其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客观抽象总和，而生产关系则表现为其所采用的具体管理组织形式。下层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铁律，任何试图挑战它的人最终都以惨烈的失败收场——它对张勋、袁世凯之流显示了它的威力，对于高呼“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也毫不留情。

因此，笔者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好的政体一定是在本国的历史进程中自然发展而成的，而非来源于政治学教科书或某部经典。这样的政体绝不是最完美的，但它一定是最合适的，最有利于这一阶段国家的发展与稳定的。这一观点也构成了古德诺的逻辑出发点。没有这一逻辑作基础——或者说这一逻辑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只不过是某一派史学家的偏见——便不会存在某某政体是否适合某某国家的问题，政体的选择将撇开一切客观条件转化为一个“非不能也的，是不为也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喜欢的政体，随时随地的推翻重建——果能如此，这个世界也就不会充斥着如此之多不幸与灾难了。

 

2. 君主制优于共和制之处

在明白了古德诺的基本逻辑之后，我们便会发现筹安会所引用的那句“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是何其荒谬。有千差万别的国情便会有五花八门的政体。至于政体之间孰优孰劣，并无绝对之标准统一之答案，关键在于它与国家实际情况的适应程度。也正因为如此，古德诺也在对筹安会宣言的回应中声明他从不认为有哪一种政府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其它的政府形式[2]。

回到《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古德诺是这样阐述君主制的优势的：

  使其人善于治国，其子姓有不世出之才，而其国情复与君主相和，则其人往往能建一朝号，继继承承，常抚此国焉。果能如是，则国家有一困难之问题，以共和解决之，故无宁以君主解决之也。盖君主崩殂之日，政权之所述，已无疑义。凡选举及其他手续，举无所用之。。。。。。虽然，欲达此目的，必我继承之法，业已明白规定，而公同承认者，乃可。否则君主晏驾之日，觊觎大宝者，将不乏人。权力之竞争，无从审判，其势将不肇内乱不止也。。。。。。是故就政权转移问题观之，君主制所以较共和为胜者，必以继承法为最要之条件，即所谓以天潢之最长者为君主是也。

此处古德诺所说的“国家困难之问题”，便是指政权交接的问题，这也通常是一个国家最脆弱的时刻。一个不能保障政权平稳交接的国家，一次过渡期内的动乱就足以毁灭上一阶段所取得的大部分成就并且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埋下更为深重的隐患。古氏将能否有效解决“国家困难之问题”这一条件作为除国情与政体的适应程度之外评价某一政体在一国之表现的重要依据，也颇能言之成理——稳定是国家发展的前提，而政权的平稳过渡则是国家稳定的基本保障。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君主相对于共和的优越性是建立在一定假设前提和重要条件的基础上的。

首先是关于君主制合理存在的基本假设，主要有三点：

1、国君有充分的治国才能；

2、王室的后人也有出众的才能，足以担当国事；

3、国情与君主制相适应——根据前述逻辑，这是一种制度在一国出现的基础。

前两点无须赘述，第三点则隐含了许多其他现实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无外乎经济发展状况与民众的素质，而后者则是古德诺最为看重的——这一点从其后文不断强调国民教育的普及以及对官僚行政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革和培训对于宪政共和的重要性中便可看出。

但即使上述假设完全成立，我们也暂时无法得出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这一结论，这一完美的君主制还缺少一个重要条件——一套无可争议的继承法。这样的继承法实际上具有某种类似先验条件的权威性：它被自然而然地接受，不允许被怀疑并且永远无法被证明。

明白了以上这几点，我们便可以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古德诺的理念：君主制对于一个国情适宜于君主制的国家而言，倘若存在一个绝对权威的继承办法，那么在这个国家实行君主制将要比实行共和制更为合适。

古德诺在此特别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之处在于其政权的交接方式。因为现代民主政治——即文中所言之共和制——的政权交接是以选举的形式进行的，其过程必须是有民众广泛参与的。出于对适宜实行君主制的国家民众素质低下的假设，这样的参与显然会使国家在各方利益角逐中面临较高的动荡甚至崩盘的风险，一个无可争议的君主世袭办法相比之下就对这个国家的稳定有利的多。

当然，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古德诺在为表达这一论点而进行的铺垫过程中已犯了不少脱离实际的错误，以至于这样理论上看似完美的观点在现实中显得不堪一击。且不论世界上是否存在那种理想状态中的贤明君主，即使有又岂能保证他的后人每一代都与他一样胜任？再者，古德诺在文中所列举的能“永远满意之解决”继承问题的继承办法，无非是后来被欧洲列国沿用的铁列平改革[3]办法——即依长幼顺序排列继承人——但这套办法在中国两千余年前那个礼崩乐坏父子反目兄弟阋墙的年代就已经被宣判了死亡。此外，古氏关于民众素质是实施现代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这一假设，也一直在人们带有各种感情色彩的滔滔雄辩之中纠缠不清黑白难辨——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在最后一部分进行详细探讨。

总而言之，古德诺从纯理论的角度在文中所描述的那个优于共和的完美君主制在这个世界上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而对于那些撇开一切前提大肆宣扬它无条件的优于民主政治并且将这一看法划归“美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之名下的人，其行为恐怕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误读那么简单了——至少在1915年的中国。

 

3. 古德诺对于中国的认识及君主制转轨的前提条件

在谈论中国的问题之前，古德诺先总结了美、法及南美诸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将其大致归纳为两条作为分析的起点：

第一，行共和者，求其能于政权继承之问题有解决之善法，必其国广设学校，其人民沐浴于普通之教育，有以养成其高尚之知识，而又使之与闻国政，有政治之练习，而后乃可行之而无弊。

第二，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盖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继承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其结果必流为军政府之专横。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德诺认为对于现代民主政治来说，最重要的无外乎是民众的素质。而根据这一标准，中国显然是被古德诺列入了不适宜实行共和政治的黑名单中，他这样写道：

中国数千年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决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忘有良好之结果者也。

《共和与君主论》中对中国现状的这一段描写堪称经典，因为它不断被人们引述为古德诺的主要谬误之一并以最猛烈的火力对其进行抨击。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造成了后世对于这一段文字的激烈的反应。一方面古氏对国人素质的成见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和质疑，而翻译的遣词则更加深了人们与古德诺之间的误会——“民智”、“高尚”、“卑下”这些词将“民众素质高低”这一简单描述升华到了先天的和道德境界般的层面，传达出了一种更为尖刻令人难以忍受的含义，使之让人听起来更像是一种侮辱，人们自然有理由感到愤怒，而愤怒又往往使人们脱离理性的轨道，无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冷静的考察、讨论。另一方面，关于民众素质低下的国家不利于共和政治的运作与发展这一结论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极力推动全球民主事业发展的政治家们和热心的世界公民们无不认为这样的结论不过是一种荒谬的说辞。

虽然古德诺对共和制在中国的前景并不乐观并且认为君主制更适合于中国，但这并不代表他与同样持这种主张的帝制派是一丘之貉。笔者在古氏文中发现了这样一段有趣的又常常被人忽略的文字：

       向使满清非异族之君主，为人民所久欲推翻者，则当日最善之策，莫如保存君位，而渐引之于立宪政治。。。。。。不幸异族政制，百姓痛心，于是君位之保存，为绝对不可能之事。而君主推翻而后，余共和制遂别无他法矣。由是言之，中国数年以来故已渐进于立宪政治，惟开始之基，未尽完善。使当日有天潢贵族，为人民所敬礼而愿效忠荩者，其效当不止此也。就现制而论，总统继承问题，尚未解决。目前之规定，原非美满，一旦总统解除职务，则各国所历困难之情形，行将再见于中国。

这一段落清楚的表明了古德诺对于实行君主制的目的以及对在中国复辟君主制的看法与帝制派有着显著的区别。

就实行君主制的目的而言，古德诺是希望以一种威权政治的方式使这个国家保持稳定，逐渐提高经济水平特别是民众素养，最后过渡到立宪政治——那时君主也逐渐由实际权力的控制者演化为一种象征，可以继续保留，亦可安然下台作为普通公民成为国家主人当中的光荣一员——这显然不是帝制派的理想。

至于君主制重现于中国这一问题，古氏认为清王朝受人憎恨的异族统治者一旦被推翻，由于占总人口绝对多数的汉人不存在受到广泛承认的“天潢贵族”，再加上帝制在人们心中的土崩瓦解，凡此种种导致了君主制在中国的不可逆性，在这种情况下共和体制的建立是无法选择且不可避免的。显然，古德诺在此处已经对于中国重建君主制是否可行清楚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对于“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仅仅是一种由理论上的假设得出的推论，而非对事实的描述和建议。他提出的诸多假设显然都是历史上的“如果”式问题，对于读史者而言，提出这样的问题并得出一个美好的推论，无非是对历史的一种感慨，又岂能较真？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看到袁世凯较了真，筹安会诸君较了真，后世治史者也较了真，古德诺的这一感慨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

此外，这段文字中也透露出古德诺的一种有别于国人的对于君主和共和体制的认知方式。在古德诺眼中，行共和者必有总统，总统必须经过选举方可产生，出于对国人素质的认识，古德诺对政治权力交接过程的担心是正常的，只要中国实行共和政治，便无法回避这一问题，而只要这一问题仍然存在，中国的共和制便随时有可能毁于一旦最终“必流于军政府之专横”。梁启超先生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驳斥了古德诺因为这一问题就认为中国不适宜实行共和制的看法，理由是当今大总统通过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的办法暂时解决了这一问题。启超先生的看法在国人之中是很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能指定接班人的终身制总统在实质上已与帝王无异，但只要他的头衔仍然是“总统”，国家权力机关仍然叫“议会”，地方官员仍然叫“省长”、“县长”，大家便仍认为这个国家是一个共和国，无论它实质上距离共和政治有着多大的差距——“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正是对这一现实的绝佳诠释，秋瑾所言短短一十四字，字字泣血，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唏嘘不已。古德诺显然不能接受这点，他只知真君主，不认假共和。所以古氏认为倘若国家不能妥善解决总统选举的问题，与其以这样一种终身制总统的方式来做暂时性过度，还不如直接回到君主制逐渐将之引至现代民主政治。正如古德诺不接受梁启超的看法一样，古氏的这一观点也始终得不到国人的理解。这种政治认知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国人与古德诺之间的误解，为人们正确理解古德诺的理念并对其作出恰当的历史评价制造了障碍。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欲保存独立”，完成这一古老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以求民众之幸福国家之强盛，非建立一套现代立宪政治不可。但既然共和制不能一蹴而就，君主制又难以再复，难道这个国家就只能在左右为难之中停滞不前？中国究竟该如何接近并最终实现这一目标？作为政治顾问，古德诺必须对此给出一个答案已完成他的任务。古德诺此时也是莫衷一是，但他认为倘若条件允许，君主制渐进式改革对于中国立宪政治的发展是将是更为有利的。这与前文他认为君主制不太可能在中国重建这一观点并不矛盾：现实中能不能建立是一回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起来，是否有利于达成目标则是另一回事——这也是前文提到过古氏“如果”问题的延伸。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古德诺认为即使通过某种方法在当前实现了君主制的转轨，倘若不满足下列三个前提条件，这样的转轨将是没有任何意义且必将面临失败的：

一，此种改革不可引起国民及列强之反对，以致近日共和政府所极力扑灭之祸乱再见于中国。盖目前太平之景象，宜竭力维持，不可使生危险也。

二，君主继承之法律，如不明白确定，使嗣位之问题，绝无疑义，则由共和而改为君主，实无利益之可言。至君位之继承，不可听君主之自择，吾已详言之。虽君主之威权，较尊于大总统，中国百姓，习于君主，鲜有知大总统者。故君主恒为人所尊敬，然仅以增加元首之威权，为此改革，而于继承之问题，未能确无疑问。则此等改革，似无充分之理由，盖继承确定一节，实为君主制较之共和制最大优胜之点也。

三，如政府不欲为计划，以求立宪政治之发达，则虽由共和变为君主，亦未能有永久之利益。盖中国如欲于列国之间，处其相当之地位，必其人民爱国之心日渐发达。政府无人民热忱之赞助，亦必无强固之力量。而人民所以能赞助政府者，必先自觉于政治中占一部分，而后乃尽其能力。故为政府者，必使人民知政府为造福人民之机关，使人民知其得监督政府之动作，而后能大有为也。

    在这些条件之中，古德诺首先强调的是稳定。君主制本身就是为了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倘若强行转轨引起人民反抗、列强不满进而造成政局动荡，君主制的功用便荡然无存，又何必多此一举？不幸的是，帝制派并不将这一条视为来自美国顾问对于君主制转轨风险的警告，相反，他们采取了一种刻舟求剑的方法，依照古氏的警告营造出了一个自欺欺人的环境：通过政治斡旋取得了列强的口头认可，又假造民意成立各种诸如“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的所谓民间组织——运用如此手段来满足古德诺所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其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点强调的是继承法的重要性——这也是君主制成败的关键所在。对此，笔者已经在前文做了分析，不再赘述。

    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是第三点，这也是笔者认为《共和与君主论》中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古德诺在此澄清了实行君主制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一人一家的千秋万代，而是为在某种特殊情况之下以最小代价实现政治民主的权宜手段。古德诺心目中的君主制并不是对握有绝对权力的帝王所控制的国家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改良过的威权政治。在这种威权体制下，国家必须将这一体制视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并且制定较为完善的立宪政治日程表；最高统治者权力存在的意义在于最大限度避免暴民政治以维护一个稳定的环境为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素质的提高争取时间，而不在于也不应该追求绝对的权力；民众虽然不能获得完整的公民地位，但他们也不应该被完全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否则现代公民素质无从培养，没有民众自身的改良，无论政府的立宪计划说的多么精彩，最终也只能流于一纸空文，这种威权政治存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这样一段鼓励民众参与政治——尽管是有限的参与——并且积极锻炼自身参政能力为民主宪政的到来做准备的文字竟出于一篇臭名昭著的帝制运动代表作，出自一位“帝制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代言人”之口，这恐怕要让那些多年以来对古氏大肆批判的人感到赧颜——这样的文字不仅鲜见于他们所修编的教科书中，在批判者们标榜崇高的体制中，人们对于这样的言论也常常是噤若寒蝉。

尽管古德诺特别强调了这三个重要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全部满足，方能使君主制转轨得以成功并为中国带来利益。但他对于中国是否满足了这些条件则并未作特别的说明，而是将这一评估任务交给了“周知中国情形，并以中国之进步为己任者”，全文亦由此结束。

笔者以为这三点限定条件乃是《共和于君主论》最重要之处，是正确理解古德诺理念的关键。帝制派为了自身利益对其进行选择性忽略，尚且情有可原；后人道听途说，茶余饭后只言片语并未加以留意，也并非不能理解；治史之人在断章取义罔顾因果之后，对古德诺横加指责、批判进而将这些偏颇的观点、扭曲的历史修编入书以传后世，则实在是不可原谅了。

 

    综上所述，《共和与君主论》尽管存在着脱离实际的错误，存在着古德诺对于中国或多或少的认识偏差，但就总体而言并非如人们一般性理解的那样一无是处。此文之荒谬，除了自身原因外，多半是由于筹安会的曲解与后人的断章取义所致。在笔者对其进行扬弃后，也发现一些闪光点以及值得我们思考之处：譬如古德诺对于中国行共和政治失败之后流于军政府之专制的准确预言，他对国民素质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关联的反思以及他对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民众参与政治的必要性的讨论等等。由是观之，以简单的是非二元化标准进行评判，仅仅因为《共和与君主论》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便否定其全部价值，因为古德诺的身份与历史形象便拒绝吸收其理念中合理的成分甚至加以曲解，进而不能正视他所提出的问题并加以反思，并不是一种客观严谨的学术态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能对复杂事物进行全面的思考，对真相进行筛选而不是如实的阐述，近一个世纪以来各国种种激进排他的意识形态运动对人们思维的戕害莫过于此，这对于人文学科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大不幸——无论在世界的东方还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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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译本《共和与君主论》全文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P597，版本同前。后文所引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亦引自此书，见P668。

[2] 阙光联，《古德诺与民初政治》，《百年潮》，2004年第4期，正文第21段

[3] 铁列平改革的具体内容参见吴于廑、齐世荣等主编之《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5，P103~104

二

 

围绕《共和与君主论》一文，笔者在此部分要澄清的对古德诺的误解和疑点主要二：

1、古德诺是否收受袁世凯巨额贿赂而撰写此文？

2、古氏之历史定位：是帝制派的一枚棋子还是其中的主犯之一？

 

1、关于古德诺收受贿赂一事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

袁世凯指使心腹干将财政总长周自齐收买了古德诺，由古氏撰写中国适宜于君主政体的论文，于8月3日在《亚细亚报发表》。[1]

《民国政治漩涡中的幕僚》（以下简称《幕僚》）一书则将这一过程描述的更加具体生动：

1915年6月，正当袁世凯决议公开复辟帝制的前夕，古德诺奉诏返回北京，以备咨询，总统府立即要求他给袁世凯准备一个文件，论述民主和君主政体哪一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古德诺与袁的党徒周自齐、蔡廷干等人反复密商并接受了袁50万的贿赂后，便写就《共和与君主论》。8月中旬，该文被提交总统办公室讨论。在袁的首肯下，即由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递交御用报纸《亚细亚报》发表。[2]

 蒋公日志可暂放在一边，先看第二种记述，这是比较流行的古德诺受贿的说法。且不说此文作者行文之时是否已握有有确凿证据，单就其历史细节而言已是谬误连篇。首先，据郭廷以先生《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古氏抵京之日乃是七月中旬（见前章注3），并非6月，而《共和与君主论》之发表乃是8月3日。关于此日期之考证除《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外，还可参见刘绍唐先生修编之《民国大事日志》，国史馆之《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白蕉之《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等史籍。

笔者之所以在此耗费篇幅校对时间细节问题，并非有意卖弄咬文嚼字，只因此说在细节之上已是错漏百出，又岂能轻信其言背后乃是如山铁证？

由是，《幕僚》一书中所记载的种种细节与描述是绝对值得怀疑和进一步探讨的，而以这样一个存在着重大疑点的说法作为古德诺受贿的历史依据，恐怕是难以服众的。

再说蒋公日记。作为同时代的亲历者，蒋公之日记固然可信度更高，然蒋公此时身处千里之外，亦非当事之人，所闻多是舆论哗然街谈巷议之事，群情激奋之时妄语虚言又岂能避免？在此我们亦可以假设蒋公所言非虚，即古德诺确实存在受贿的行为，而袁氏贿赂古德诺的目的自然是要他撰文说服大众接受帝制。但这样一个受贿之人所撰之文却仅仅对君主与共和两种制度作了学理角度泛泛的评析，还对当前中国若要变国体为君主加了诸如“必不可引起国民之反对”、“必求立宪之发达”等种种前提和限制，最后警告若不满足这些条件，则“虽由共和变君主，亦未能有永久之利益”，而究竟中国是否满足这一条件，他表示本人也并不了解，显然与袁氏行贿之期望有较大的差距。此外，8月14日筹安会宣言中声称古博士认为“君主优于共和”并对其言论加以利用后，古德诺于8月17日会见记者并且为自己辩白。凡此种种，皆不似一个正常的受贿者之所为。故撇开史实与逻辑而独以蒋公日志为凭便就此论断古氏收受贿赂，是有欠严谨的，并不是我们应有的治史态度。

此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对于此事有如下记载，亦可印证古氏未曾受贿[3]：

    廷干遂商于周自齐，自齐曾任驻美使馆参赞近二十年，与古德诺谂识，以言餂[4]之，古德诺乃发表共和与君主论。

综上所述，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古德诺受贿一案皆难以成立，此种说法实在是有待商榷。若未得其证便言之凿凿，恐非史家正道。

 

2、关于古德诺的定位

作为美国政治学会的首任主席， “进步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纽约市宪章》的起草者之一，古德诺在其本国的历史地位以及发挥的作用固然毋庸置疑，此处所要讨论的乃是他在中国活动。古氏在中国任职宪法顾问的这段时间虽然短暂，但其影响却是难以忽视的。

 

ⅰ.古德诺与有贺长雄

正如前文所述，因同为袁世凯聘用的外国顾问之故，古德诺与有贺长雄常常被人一并评价，很少有人对二者进行辨析。因此，古德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代言人以及帝制运动的积极筹划者和重要参与者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通过查阅二人在华活动的相关资料，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对于古德诺是有失公正的，我们不妨将此二人的言行在此做一对比，自当一目了然。

先说有贺氏。有贺氏是日本著名的法学专家，与时任首相大隈重信交厚。自1913年来华后，表面上作为一个学者，从学理角度履行宪法顾问之职，然而其所作所为却远远超过了一个学者的本分。在中日就“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有贺氏回到日本积极奔走于元老之中从事所谓“调停”活动。安志达先生曾指出，倘若日本政府一味地对袁施展高压，恐怕未必能够使之顺从[5]。这一设想从袁氏及其幕僚当年的种种反映中便可看出[6]。因此，安先生认为最后将袁世凯一步一步拉向谈判桌的，并不是加藤外相的硬手腕，而是元老们抛出的“软钩子”[7]。有贺氏也就此事通过陆宗舆向袁世凯转达了他的意思：“日内阁一变态度，轻减要求。。。。。。深望中国亦一变态度，顾全元老面子。”意在劝袁世凯退让，改变决不妥协之态度接受谈判。袁世凯还因为此事特地致电有贺长雄，称“执事为中日亲善，惨淡经营，备受劳苦，感佩至深”[8]。

由此可见，且不论有贺长雄动机如何，他确实以某种超越本分的身份亲自参与了政治运作，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袁世凯与日本内阁沟通的桥梁。就此一点而言，他学者身份的纯洁性已经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此外，对于日本内阁而言，大隈重信希望通过联合、扶植袁世凯的方式以扩大在华利益[9]。在帝制酝酿期间，大隈重信于9月公开发表“袁世凯可当皇帝而无愧”之论；日本官员私下往来于诸国使馆及中国各地区以搜集情报、探查各方对帝制之态度的忙碌程度不亚于袁府幕僚，笔者甚至怀疑英国对袁氏称帝一事态度的明朗化与日本人的努力有一定关联[10]。反观有贺氏在华之言论，不仅对袁氏凯在其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共和宪法持久策》中撇开学理，以较大篇幅对袁世凯个人进行吹捧[11]，更对袁世凯自称“外臣”[12]，其后还上书《皇室规范》以为袁氏之参考[13]。单纯从其言论及思想考量，其帝制倾向是确凿无疑的，除却君主制度，其心目中之君主究竟为何许人也表现得相当露骨。倘若只求君主之制度而无君主之人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尚可以认为这是一位持有异见之学者；然而不仅选择了帝制，还为人们圈定了帝王，恐怕这已属政客之范畴；其人鞍前马后，其国更于此间上下其手、多线出击——至此，除非我们承认这是个人言行与国家意志无比默契的巧合，否则认为有贺长雄并非是一名单纯的学者，而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代言人”、“袁氏爪牙”甚至是“阴谋政治家”[14]，也就并非是空穴来风了[15]。

再回到古德诺身上。认为他与有贺长雄并列，确系帝制派主犯之一的证据主要有二：1、他对中国实行君主制的倾向；2、作为帝制派行动集结号的《共和与君主论》的发表。

我们先看第一点，关于古德诺在中国的君主制倾向。在顾维钧先生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袁世凯与古德诺对话的这样一段描述[16]：

古德诺教授极端赞成中国复辟帝制，建立君主政府。。。。。。第二次见面，他们终于谈到正题，总统要他写出一份或者两份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我记得这次会见他终于说出了他的意见。他说他研究了中国国情，中国有帝制传统，民族主义观念不像西方那样强烈，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巩固国家政权，以取代当时存在的那种各省军阀割据的松散局面。当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是袁世凯的意思，在他的心目中，唯一的形式只有帝制政府。

这是较为可靠的对于古德诺支持帝制的一段记录。由是观之，古德诺确实在某些场合表达过他认为中国应当实行君主制的倾向，但他对于中国当前是否应当立即实行君主制以及国体由共和制转回君主制的具体可能性，则持谨慎态度。在这段对话中，他仅是强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并未向袁世凯声明这一政府应该是一个帝制政府。他的对于君主制的这种含糊表达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中表现为诸多的前提与限定条件，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作详细分析。

看起来古德诺博士的君主制倾向与他对于君主制转轨的审慎态度似乎是自相矛盾不合情理的，其实不然。只要稍加留意便会发现这二者完美的统一于古氏所奉行之理论以及他来到中国后的所见所闻所构成的一条严谨的逻辑线之中。

首先，古氏的一大重要理论便是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他认为政治是表现国家意志的领域，行政则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方法和技术[17],行政应当是稳定而高效的，不应受政治权益措施及政党因素的影响。为此，古氏推崇在保障自由的前提下对行政进行适度集权[18]。美国“进步运动”中推行的市政体制改革中显然带有古德诺这一行政集权思想的色彩，时至今日，无论是城市经理制的长足发展，还是“强市长型”市长暨议会制取代“弱市长型”成为市长暨议会制的主流形态[19]，皆足以证明古氏行政集权理论影响之深。

由此不难想象，古德诺博士来到中国后，当他看到行政权被国会瓜分为其含混不清的权力的一部分的《民元约法》时——林启彦先生认为此种缺陷乃是当年的立法者为掣肘袁世凯，因人成事、因人成法之必然结果[20]——作为一名宪法专家，自然对分权之混乱特别是行政权之软弱印象深刻，也加深了他对中国政治精英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深度以及执政能力的怀疑和他对国人的偏见；而当他看到中国军阀割据南北对立的政局时，强化行政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迫切念头自然应运而生，这一想法甚至强化至强人政治的层面，再加上他所了解到的中国帝制传统与文化根基，君主制出现在此时的古德诺的脑海中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不过，就古德诺而言，如何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才是当务之急。欲求政治之完善国家之发展，非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不可，实行君主制的好处在他看来便是能够保证权力交接过程的稳定，从而在一个政权最脆弱的时刻避免政治动乱。但古德诺清楚，那时中国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虽然他对这一变革保留意见，但他也深知此时若遽然回到君主制将会造成的社会动荡与更加糟糕的环境。对这一风险的担心便造就了前文所提到的古德诺看似矛盾的审慎态度。

所以客观的来说，古德诺确实存在君主制倾向，但这一倾向是有限定条件的，并且是存在理性而非利益考量的诱因的。

既然存在帝制倾向，那么对于古德诺的身份定位是否同应该有贺氏一样呢？笔者以为不然。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参照有贺氏的言行对古氏进行对比考察。

其一，古德诺在华期间除了尽其宪法顾问之职外，笔者尚未发现如有贺氏一般明确的记载或证据表明他超出学者本分直接参与过政治运作。评价历史人物应当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建立在有效证据基础之上的怀疑才能够形成历史的结论。因此，在确切的证据出现以前便断定古德诺与有贺长雄一样与某些政治集团有牵连,笔者认为是有欠严谨的。我们也可以类比有贺长雄之例假设古德诺乃是美国“在华利益代言人”，但很快我们便会发现这一假设是缺乏根据的，至少他们在态度与配合上并未显示出一致性。可以印证的事实是，美国政府的对于此事的态度令袁世凯十分关切，不仅于1915年10月25日任命外交才子顾维钧为驻美公使为其制造舆论[21]，袁世凯更多次派人甚至亲自与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沟通，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支持，但芮恩施在其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已经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保留态度[22]：

公使馆建议说，决定我们态度的诸因素中应该包括这个改变是否为人民所接受以及由此产生的维持秩序的能力。这个见解得到了国务院的赞同。在同大总统和内阁成员的多次谈话中，我仅限于表示这样的意见：政府要真正发挥代议制机关的作用和鼓励地方自治，以加强自己的力量，赢得国内外的尊敬。

    就美国对华策略而言（至少在1949年以前），他们力求以一种和平的政治方式实现统一、民主的中国——而非君主或任何落后的会造成与美国政治上不相容并逐渐疏离的制度——由此带来远东地区的稳定以维护其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策是通过支持中国的一派而反对另一派以求制衡的办法来阻止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并敦促争斗的中国各集团调解分歧[23]。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之下，面对英、日等国对于袁世凯的积极反应，选择与君主制保持距离并且持保留意见这一态度显然是合理且必要的。由是观之，就古德诺对于君主制的这种暧昧态度以及《共和与君主论》所发挥的作用而言，说他是美国“在华利益代言人”是值得商榷的，且回到上一段我们所谈到的无罪推定原则，依据这一怀疑为古德诺定罪的人必须出示相关证据。

其二，古德诺因交际面窄、了解不深之故，对袁世凯印象颇佳，屡屡称其为“强人”[24]。但即便如此，古德诺也从未公开将这一强人搬上心目中君主的宝座，芮恩施回忆录的另一段记载更是描绘出了他的态度以及他与有贺长雄的鲜明对比[25]：

外国人纷纷给这位已经当选但尚未登基的皇帝（已称大皇帝）发来热忱的，有时是过分赞扬的贺电或贺信。外国顾问们（其中包括日本人但不包括美国人）纷纷以热情的词句表达了他们的忠诚。日本顾问有贺博士用在举行至尊仪式时使用的传统语言表达了他的感情。

由此可见，在是否将袁氏与皇帝对号入座这一点上，他与有贺氏之言行可谓相去甚远，这也是他与有贺长雄的关键区别所在。就前文我们对于学者与政客的初步定义而言，至此，我们已经可以认为古德诺最多算是一个异见学者，并且这位学者的君主制倾向是有诱因、有限定条件的。古德诺对于君主制的这一认识笔者将在第三部分做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古德诺与有贺长雄虽然同为袁世凯之顾问，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现在，我们也可以为古德诺博士松口气了，我们了解了他这些年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走出了为他与有贺氏松绑的第一步。

 

ⅱ.古德诺之定位与评价

不可忽视的是，无论《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原意如何，它诞生在那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确实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尽管它是被筹安会扭曲引用、被袁世凯自欺欺人的依计而行[26]的，它确实在客观上成为了这一幕帝制闹剧的序曲。但能否因为其发挥的客观作用，就断定古氏参与了帝制阴谋并且是帝制派主犯之一呢？笔者认为这样的判断恐怕是不妥当的。

所谓主犯，乃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组织作用者，是案件的核心人员，案件也时围绕着他自己的目的和计划发生的。但《共和与君主论》发表前前后后的种种细节，无不向我们透露出一个事实：即古德诺绝非帝制运动的主犯之一。

我们不妨抛开此文所持之观点——这将是第三部分所要分析的内容——单看这篇文章的诞生背景。

有关古氏受贿撰文这一观点，笔者已在前文有过论证，并基本否定了这一说法，在此不再赘述。但关于古氏究竟是否了解撰写此文的幕后意义，即对于古氏是否与帝制派一干人等配合主动发表此文这一事实的讨论，却众说纷纭，确实有些令人莫衷一是。

在梁士诒年谱中，对于此事有如下记载[27]：

于是某公子与所私发纵指示于内，令公府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日人有贺长雄鼓吹于外。古德诺著一论文，倡说中国宜于君主立宪，历言民主政体不及君主政体。

梁士诒在名义上乃是当年“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的发起人之一[28]，也算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就梁氏年谱的描述来看，关于古德诺是否参与了此事的幕后策划这一问题，我们只能得到模棱两可的答案。不过就其遣词用句而言，似乎更倾向于古氏明白此种真意，与“某公子”明暗两线紧密配合。

另一段持类似的描述，见于白蕉先生的著作[29]：

八月，总统府顾问美人古德诺为周自齐所餂，竟倡言宪政不适中国。

在白蕉先生这里，我们更难以确定究竟古氏是否参与了谋划活动，所得仅有平铺直叙而已。

不过通过对二者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细节，即白蕉先生对于《共和与君主论》一文的理解远比梁氏年谱中的要准确。梁氏年谱所谓“历言民主政体不及君主政体”乃是筹安会的口径，古德诺虽然认为宪政不适中国，但他更担心的是改为君主制国体后会造成更大的灾难。由此笔者产生一个疑问：1915年白蕉先生年方8岁，显然不能算是亲历了此事，而粱士诒先生则确实处于当时的政治漩涡之中，为何在对于此文的理解上梁氏反倒似个只看报纸和筹安会宣言的局外人？笔者也很快找到了答案：梁氏年谱并非其亲书，乃是后世子弟为其修编。既出自局外人之笔，有如此见解自然正常。不过考虑到修编者与梁氏之密切关系，为谨慎起见，笔者亦不敢懈怠，故仍视之为较为可靠的史材。

我们不妨根据梁氏年谱中的描述，先假定古德诺确实参与了策划，并同意以自己的文章为帝制派打头阵。但当我们进一步考察古德诺此后的活动时，一个不可回避的疑点出现了：古氏之文章发表后，理应顺帝制派之意，任其引用制造舆论，却为何又要专门召来记者进行公开反击？

这一处逻辑疑点很可能推翻我们根据梁氏年谱得出的假设，即古德诺并未参与此事的准备工作，在撰写此文之时并不明白其中深意。不过，这仅仅是逻辑上的怀疑，这样的初步怀疑还不能断定这一看似合理的逻辑是否最接近于史实。为了证实这一怀疑，笔者找到如下了几方面证据。

首先是芮恩施的记录[30]：

宪法顾问美国人弗兰克·古德诺博士于七月中旬回到北京作短暂停留，袁要他为自己准备一份备忘录，就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中哪一种形式更适合于中国国情作一比较。古德诺博士照办了。。。。。。关于在当时从共和制真正回到君主制的利弊，古德诺博士有意不发表意见。备忘录仅是为总统个人参考而准备的。顾问们一般都被当作学术上的装饰品。。。 。。。古德诺博士的备忘录正是他们布置搞的。。。。。。他们一直在幕后进行活动，并公开宣称这是根据美国顾问的意见进行的，从而显得非常可敬和公正的样子。

此外，郭廷以先生更记录下筹安会对于古德诺17日公开反击的回应，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线索[31]：

1915年（民国四年）8,28：筹安会声明，古德诺对于君主或共和问题，除呈送总统之节略外无他意见。

芮恩施作为时任美国驻华公使，与古德诺有密切来往。帝制派为了游说美国转变态度，自然也经常与芮公使接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芮恩施是该事件的现场目击者，他的记录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在这段记录中，我们留意到《共和与君主论》一文是作为供总统个人参考的备忘录撰写的，换句话说，这不是一篇用来公开发表的文章。由此可以推想，此篇文章极有可能是在事先未征得古德诺同意的情况下发表的。这并不是一处无关紧要的细节，他证明了古德诺很可能对此并不知情，更遑论策划了。单凭一家之言似乎不足以令人信服，但从上文引用的筹安会回应古氏的那一小段含糊不清的声明中，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共和与君主论》乃是一篇“呈送总统之节略”，至于后来为人所用，为帝制大吹法螺，恐非古氏初衷。

倘若这一切还不足以使人确信古德诺确实是为帝制派所蒙蔽的话，袁世凯的另一位顾问——英国人莫理循——所留下的一封书信或许可以就帝制派劝诱古德诺的具体过程和托词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32]：

蔡廷干来函，                                 北京 1915年8月17日

        我私下里把有关我们前几天谈到的那个问题的一份有趣的文件送上。我确信政府乐于倾听你对于这件事的意见。我希望你从理论上就这一问题的利弊得失加以阐述，而舍去一切个人因素。这将会增加你的议论的分量。问题是：确保中国的稳定，以什么样的政府体制最为适宜。请在今天下午四时半驾临总统府办公室面谈。

这份珍贵的一手资料为我们最大限度的还原当年的实际情况创造了可能。信中所提到的“一份有趣的文件”正是《共和与君主论》。蔡廷干为莫理循布置的“作业”与周自齐委托古德诺研究的课题是一样的，而莫理循与古德诺之身份、背景又有较大的相近之处。显而易见，帝制派的目的在这一信件中被完美的掩盖了。由此可以想见，古德诺博士恐怕也是被这样一番类似的言语所迷惑，再加上前文所述他本身具有的君主制倾向，写出来的文章自然也更合帝制派的胃口。

到这里，事实逐渐浮出水面，前文关于古氏作为知情者参与帝制谋划的假设在事实与逻辑的审判之下已是百孔千疮摇摇欲坠，而梁启超先生与京报记者的一段对话更是给了这一假设最后的致命一击[33]：

记者问：“筹安会一派，谓古德诺博士实倡帝制之说，而本记者前访古博士，则谓并无如此主张，先生与博士交好，尝与论及否？”

梁答曰：“此次博士重来，曾一见访，吾适在津，未获相见，惟博士曾有书至宪法起草会，所言皆就民国宪法立论，未尝他及也。”

实则帝制问题之发生，其表面系起于古德诺之论文，筹安会则酝酿已久，而主动者实由袁氏父子及其私人数辈尔。

此段文字出自梁启超所著《国体战争躬历谈》之茅鼻集附录。众所周知，梁任公所撰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乃是对《共和与君主论》之最具代表性的犀利反击，可谓是针尖对麦芒。但即便如此启超先生仍不忘为古德诺这位对手进行辩护，一语道破“实由袁氏父子及其私人数辈尔”，着实难能可贵，也可见其间或有隐情。

在没有出现更为真实可靠的理据之前，有了上述证据支持的逻辑可以算是推翻了我们关于古德诺是帝制派的行动策划者之一的假设，笔者的怀疑也由此得到了证实。再综合各方面的资料，我们可以将这一切大致还原为第一部分所描述的那种清晰的影像：即古德诺在不知情由的情况下撰写《共和与君主论》一文；8月3日发表后并未引起各方重视，本人亦不知此情况，直至8月14日筹安会宣言出台，古氏方出面反击，而社会各界之激烈反应亦在筹安会宣言发表之后8月底、9月初陆续出现。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34]。《共和与君主论》的发表可谓帝制运动的一大标志性事件，而在此事件之中，身为文章作者的古德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写就此文也极有可能并不知道此文会公开发表一事，筹安会在引用之时更是未征得古氏之同意擅加歪曲以乱视听。如此看来，古氏只怕是连个从犯都算不上，更不要说与袁克定、杨度、有贺长雄等人并称主犯了。古博士对于帝制派而言，只能算是一枚重要的棋子。张学继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在有贺长雄与古德诺两位外籍顾问当中，袁世凯真正倚重的是前者，后者不过是陪衬罢了[35]。阙光联则更为生动地引用了古德诺一位友人的话描述了古德诺与帝制派的关系：“一个不自由的反动政府不能没有宪法顾问，正如纽约那些从事不法经营的大公司同样需要网罗一流的律师一样。”[36]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德诺在中国的这一段时期应该被定义为一位持有异见的学者。在整个帝制运动中，他并没有参与其间的谋划，而是被利用的。以往对于古德诺的种种定位和评价未免有失偏颇，造成这一问题主要有三个原因：1、习惯性将古德诺与有贺长雄绑定评价，并未注意到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2、筹安会有一扭曲了古德诺言论及形象，而更多的人只是通过传媒或檄文了解这一事件，以致在同时代已经出现了认识偏差；3、后人整理史料时未能进行审慎的筛选、辨别，以讹传讹。

诚然，谁也不能否认《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对于帝制派舆论宣传的帮助，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怂恿了袁世凯[37]。无论古德诺本意如何，他的言行在客观上确实对中国近代史上这一臭名昭著的帝制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古德诺必须为此负责。但倘若撇开史实妄语虚言，只图一时之快而将一项项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前人，这便是我们后人的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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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蒋氏1915年8月14日之日记。

[2] 李英铨，《民国政治漩涡中的幕僚》，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3]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四年（1915）1至12月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民国七十年6月，P597

[4] 所谓“餂”，乃是引诱，套取之意，可类比《孟子·尽心下》之语：“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

[5] 安志达，《论日本近代元老政治》，《日本，启示与警示：日本问题及中日关系研究文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0.6，P45

[6] 据唐德刚先生记述，袁世凯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向英、美等国传递二十一条之具体信息，引起其关注；另一方面，在会晤之时，袁氏声色俱厉直斥日使，就连一向妥协的曹汝霖在谈判桌上的表现，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而国内从事讨袁工作的国民党诸元老此时也公开呼吁“暂停革命，一致对日”。可见，倘若日本没有有贺氏打通的那条软渠道，仅凭强力恐怕难以迫使当时的中国政府就范。详见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P143~144

[7] 安志达，《论日本近代元老政治》，《日本，启示与警示：日本问题及中日关系研究文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0.6，P46

[8] 同上，P47

[9] “1915年（民国四年）9,23：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密告陆宗舆，如袁世凯诚意联日，当努力援助。”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民国元年至民国十四年（1912-191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六十八年七月初版，P196

[10] “1915年（民国四年）9,29：大隈重信命驻英大使井上胜之助探询英国对袁世凯帝制之意见。”

   “1915年（民国四年）10.2：英使朱尔典晤袁世凯，声称英国赞同中国帝制。”

    ——同上，P197

[11] 《共和宪法持久策》原文见吴相湘主编《民国经世文编》第二册，中国现代史料丛书，台北，文星书店，民国五十一年六月，法律一（十二），P15~18。关于对袁氏个人吹捧之言见原文倒数第二段（P17）。

[12] “袁世凯于有贺长雄之论文发表后，曾赏赐唐人墨迹，以酬其佣，有贺乃自称外臣，于十八日具奏谢恩。”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四年（1915）1至12月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民国七十年6月，P971

   “民国四年十二月，袁世凯赏有贺唐人墨迹，有贺奏谢恩，竟自称外臣，称袁为陛下。”

   ——黄中兴，《杨度与民初政治》（1911-1916），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民国七十五年，P159

[13] “其后，有贺长雄又向袁世凯呈进了《皇室典范》，其大端如《日本皇室典范》。”

   ——张学继，《论有贺长雄与民初宪政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14] 此种说法见张学继之《论有贺长雄与民初宪政的演变》，出处同上。

[15] 此处“空穴来风”一词之意，详见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780页：“现多用来比喻消息和传说毫无根据。”

[16]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5，P110-111

[17] 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P12

[18] 这一类型政府特点可以被概括为两点：1、必须对法律总的执行进行控制；2、承认必须有一部分行政工作是政治所不应干预的。参见古氏《政治与行政》，版本同上，P51

[19] 美国市政管理体制之类型与发展参见王旭所撰《美国三大市政体制的历史成因与内在运行机制》，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0] 关于这一问题，恩师启彦先生于课堂上曾做过详细说明。另可参看先生所撰之《辛亥革命时期的共和宪法》一文，收录于氏著《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21] “9月间，我回到旧金山。。。。。。当时我遇见顾维钧博士，他负有特殊使命刚刚抵达这里。我得知他可能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公使。。。。。。后来我很惊异地发现古博士此次使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欧美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并为袁称帝打好基础。”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纽约，道布尔戴-佩奇，1922，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P135~136

“中华民国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北京政府命顾维钧为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公使，兼充驻古巴国特命全权公使。”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四年（1915）1至12月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民国七十年6月，P820

[22]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纽约，道布尔戴-佩奇，1922，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P138

[23]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P135

[24] “古德诺对袁的能力及颇具政治魅力的领袖气质留下深刻印象，常对人言，袁为强人（a man of great strength）。”

 ——黄中兴，《杨度与民初政治》（1911-1916），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民国七十五年，P159

[25]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纽约，道布尔戴-佩奇，1922，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P141

[26] 古德诺在此文结尾提醒袁世凯改行帝制须注意三个重要的先决条件：1、民意及列强的支持；2、求立宪发达之计划；3、有无可争议的继承人。抛开袁氏本来就无意执行的第二点，他假造民意、斡旋列强，而且当然也相信自己的儿子是无可争议的继承人，凡此种种不可谓没有受到古德诺一文的影响。袁氏的种种行为似乎在表明他在像古氏所提实行君主制的先决条件靠拢并一一使之满足。

[27] 风岗及门弟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海，上海书店，民国二十八年二月，P275

[28] “民国四年（1915）9,19：梁士诒等组织“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沈云沛为会长，那彦图，张镇芳为副会长。（据云梁名系他人代署，其它文件亦如之）”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民国元年至民国十四年（1912-191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六十八年七月初版，P195

[29]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国现代史料丛书，文兴书店印行，民国五十一年六月一日，P162

[30]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纽约，道布尔戴-佩奇，1922，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P136

[31]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民国元年至民国十四年（1912-191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六十八年七月初版，P193

[32]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沪版，P489~490

[33]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四年（1915）1至12月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民国七十年6月，P620

[34] 词意参见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P505：“比喻从观察到的部分，可以推测全貌。”

[35] “袁世凯为了掩人耳目，有意聘请了当时最大的民主共和国美国的学者古德诺作为陪衬。事实上，袁世凯真正倚重的是有贺长雄，而不是古德诺。”

  ——张学继，《论有贺长雄与民初政治演变》，《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36] 阙光联，《古德诺与民初政治》，《百年潮》，2004年第4期，出处位于正文第14段。

[37] “顾博士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看法，他说，袁世凯本人也是很迟疑的。他提到古德诺德备忘录，说它可能是一个因素。”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纽约，道布尔戴-佩奇，1922，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P135

 一

 

 1915年7月，民国政府特聘的宪法顾问，时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 , 1859-1939）博士第二次来到北京，以履行他与民国政府代表徐世昌在1914年所签订的新合约[1]——此前，古氏受卡耐基万国和平基金会委派，与北京政府1913年在华盛顿所订立的为期三年的长期聘用合同因种种原因已然废止[2]——依照该份合同规定，古德诺博士只需于此时在北京再停留两月“以备顾问”，其在中国的实质性工作阶段便算是告一段落了——回到美国后虽然古氏名义上仍为民国政府的宪法顾问，但大体上处于“顾而不问”的闲散状态，只要挂职到合同期满即可。

虽然古氏在此前早已对袁世凯的行事作风有了一些了解，并且深感自己作为所谓“宪法顾问”的无能为力，心生去意，但作为一位受过良好训练的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生，无论如何他还是选择尽心尽力的履行他的手中那份拥有法律效应的聘书所规定的职责与义务，在这之后，他便可以安心的离开这个他永远也看不明白的国家和这群永远云山雾绕、虚虚实实、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中国官僚们，安心的回到属于他的象牙塔里，好好做自己的学问，好好教自己的学生，从此梅妻鹤子晴耕雨读，倒也不失平生快意。

然而这一切美好的构想都在1915年7月中旬的一天[3]彻底走向幻灭。袁世凯的得力助手，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的创办者，时任民国政府农商总长的周自齐[4]来到古氏的北京住所拜谒这位赫赫有名的“美之大政治学者”[5]。因为语言交流上的障碍，总统特聘洋顾问古博士的宅邸全不似当时处于权力核心翻云覆雨的名流士绅们一般门庭若市，倒是个十足的清水衙门，可堪罗雀。周自齐早年也曾赴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算来也说的上是古博士的校友，此番来访一来可以闲话家常聊以解闷，二来也是替袁世凯布置暑期作业——这便是古德诺作为民国宪法顾问的最后一项工作，完成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可以圆满离职了，对此，古氏在这次来华履职的途中也早有了心理准备[6]。

关于作业的内容，综合各方考据，乃是要求古博士就当前世界共和与君主两种国体之优劣作出评价以及对中国究竟适合其间何种国体进行分析，以作为袁世凯的私人备忘录供其推行宪政参考之用[7]。对此，一向敬业严谨的古德诺博士——唐德刚先生甚至称古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满腹诗书，胸无城府的夫子”——自然尽平生之所学倾囊相授，即便凭一己之力已难以对中国的时局作出什么改变，至少也应该对得起这份工作和自己作为一位学者所应有的专业精神。

完成了此项工作后，古博士接下来的主要精力就应该放到思考8月底新学期开学的千头万绪以及如何打发剩下的在北京将近1个月的时间的问题上来了。此时的他仍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一只脚踏进了一洼他这辈子也无法彻底洗净脱身的泥潭中了——这或许也成为了他此生的唯一污点。

8月3日，《亚细亚日报》上出现了一篇题为《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由时任总统府法制局参事林步随翻译。当时的古德诺万万不会想到，“共和与君主论”这在后人的史籍中每每写到“1915年8月3日”或“民国四年八月三日”时必定会出现的六个字竟然就是他为他尊敬的中国总统先生所撰写的那篇私人备忘录！而“古德诺”这三个字也就永远地被锁定在了历史年表中1915年8月3日那窄窄的一行记述里，挣脱不去，动弹不得。当袁皇帝霸业成灰早已化作了蜀道寒云渭水秋风的百年之后，透过那略显冗长流水账一般的年表，我尝试尽力还原推敲当年的种种因果，但始终难有大的进展，扉页上所剩的只有面无表情的古博士和那冷冰冰一行数字：1915.8.3。

实际上《共和与君主论》在8月3日刚刚全文汉译见报之时，还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人们充其量认为那不过只是一篇洋教授发表的一点个人意见罢了。袁府此举就笔者看来不过是投石问路，当他们发现朝野上下市井之间并没有出现特别的情绪和回音之后，主攻开始了。1915年8月14日，也就是《共和与君主论》发表后的第十一天，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六人在北京发起“筹安会”——所谓“筹安”乃取“筹一国之安”之意。这一以研究“共和与君主究竟何种国体更适合于中国”这一课题为己任的“学术团体”，实际上是为洪宪帝制寻求法理支持、制造舆论和所谓民意的机构[8]。说起研究共和与君主国体的优劣，古德诺大博士的文章自然就成了他们研究的重点和理据的来源；在宣言中，当他们写到底气不足之时自然要把这位洋顾问请出来为自己助阵。在他们的逻辑看来，美国是世界上共和国体的典范，而古博士乃是这典范共和国之中的典范学者，故深谙共和之道。由此，对于正处于昔日的超级帝国所遗留下的一片断瓦残砖之上苦思建国蓝图的国人来说，古博士的文章甚至仅仅是只言片语也自当奉为圭臬，勤加研习，而古博士所提出之意见与担忧更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乃是绝对之真理。由是观之，古德诺俨然已成为他们心中的一尊神，不容丝毫的否定和怀疑——然而即便如此，这尊洋神仙也难逃被袁氏幕僚操纵玩弄的厄运。杨度等人以《共和与君主论》作为理据，在宣言中声称：古博士认为当今世上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而且中国有其特殊国情，绝不可行共和，不能照搬西方经验，否则贻害无穷[9]。最后，得意洋洋之时又补充了一句“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一时间，似乎全世界最优秀的头脑都站在了君主制一边，洪宪帝制势在必行，千秋万岁呼之欲出，筹安会则唯有虚心学习，尽力宣扬，步步紧跟了。

筹安会宣言一经发表，朝野震动举国哗然，《共和与君主论》也被多家包括《泰晤士报》在内的海外媒体转载。被激怒的民众对筹安会及其宣言展开了猛烈的还击，当然，那位鼎鼎大名美国宪法顾问自然也在这唇枪舌剑寸草不生的火力网覆盖范围之中。当古德诺一觉醒来品着咖啡正细细阅读手中的报纸，猝然发现他那篇该死的“总统私人备忘录”中的只言片语成为筹安会手中的尚方宝剑时，他与他的《共和与君主论》早已被推到了聚光灯前断头台下。面对各界的滔滔雄辩口诛笔伐，这位不擅中文的古博士已是骑虎难下有苦难言。

古德诺虽然在有些人眼中是个书呆子，但也绝非怨天尤人坐以待毙的懦夫。8月17日，古氏开始反击。古氏对记者表示自己从未说过中国必须实行君主制之类的话，也不可能做出“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这样绝对化的结论，筹安会是在故意曲解他的本意误导舆论[10]。然而这一切已于事无补，帝制派已经将古大博士所谓“君主优于共和”的言论传播了出去，达到了他们自己寻求法理基础支持的目的。古德诺在发表完声明后不久，因为要准备开学相关事宜，带着一头雾水和满腹委屈再一片狼藉之中登上了回国的邮轮，此时，他身后的那片土地之上，他那“来自共和之邦却为帝制拥趸”的印象已经在国人心中牢牢的扎下根来。此后的一段时间，面对章士钊、梁启超等公义正词严的质问，他没有反击——返美后，古氏忙于校务，是否知道这些批驳还是个问号；而面对杨度后来一步一步曲解、绝对化他的理论大肆鼓吹，袁氏凯一步一步走向帝王宝座，他更是无能为力。由是，人们逐渐淡忘了那个古板沉默的洋教授，而杨度等人一手打造的帝制派古德诺则成为了他在中国的真身，以至于到现在，国内的种种史籍和教科书上他的形象仍然与“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代言人”[11]的袁氏“外臣”有贺长雄等诸君捆绑在一起，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见到“古德诺”或“袁世凯的洋顾问”这几个字便纷纷掩鼻而过，堂堂的公共行政学之父、美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者在中国竟落得如此下场从此遗臭万年，着实可悲可叹可怜。

笔者对于古氏认识长久以来停留在“诬蔑中国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并且“与日本人有贺长雄紧密配合”的袁世凯爪牙“美国人古德诺”这一层面上[12]。但总是想不通，为何古氏在美国乃是一流的宪法和行政学专家，到了中国却成了帝制的爪牙？当真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乎？于是找来《共和与君主论》细细品读，惊觉此文并非如教科书上抛弃前提与限定条件所选取的只言片语般荒谬绝伦。辅之以古氏在华之行状与生平种种综合考量，发现帝制政客们对古德诺之观点断章取义之功夫不可谓不强，世人对古德诺之误解不可谓不深，古德诺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被强行与有贺长雄之流捆绑在一起所背负的种种骂名不可谓不冤。故作此文，尽己之所能以求在真相尚未在口口相授的谬误中彻底淹没时最大限度的保存下来，还历史以真实和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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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14年7月，北京政府代表国务卿徐世昌与古德诺签订新的聘用合同，合同规定：双方同意废止1913年的旧合同，民国政府改聘古德诺博士为兼职宪法顾问，他可以留在美国，其顾问之职可以通过信函或电报以向中国政府提供意见的方式履行。任期从1914年8月3日起至1916年5月2日止。相应地，薪金亦减半为每月美金五百元，于每月终由中国驻美全权公使给付。此外合同特别说明：“如政府需该顾问来京而于该顾问无窒碍时，该顾问应于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到京居住两月以备顾问。”

  以上内容主要参见阙光联《古德诺与民初中国政治》一文正文第15段，载于《百年潮》，2004年第4期。

[2] 据阙光联《古德诺与民初中国政治》（此文出处详见前注）一文记述：“1914年1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因校长一职空缺，致电在北京任职的古德诺，问其愿否就任。古氏其时因深感自己在北京无所作为，已有去意，便欣然表示愿意，但因已与中国政府签约在先，尚未到期… …与北京政府商量去留事宜，北京方面未做挽留。”

[3] 据郭廷以先生《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一书记载，“古氏于七月中旬自美返抵北京”，8月3日其文已经翻译见报，且袁世凯政府若将古博士这位贵客弃之于宅不闻不问十余日之久而无所接洽迎送，实非待客知道，有违常理；且无论是古博士撰写此文还是筹安会译文均需要一定的时间。故综合考量，笔者认为周自齐访问古氏的时间最晚也当在古氏来京后数日之内，即七月中旬。

[4] 关于究竟何人与古氏会商此事的说法有多种，经过比较，笔者认为周自齐一说较为可靠，原因有三：1、周为袁氏称帝之得力干将；2、周通英文，交流无碍；3、周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与古氏有同门之谊，也算是古氏在华仅有的几位熟人之一。周自齐这一说法亦被蒋公日志、白蕉先生以及阙光联之论文所采纳，国史馆所修编之《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亦可印证。

[5] 此一称谓出自筹安会于1915年8月14日发表之宣言，后注有叙，此处不赘述。

[6] 依据第二份合同，古氏为民国政府“兼职顾问”，故平日主要打理主业，顾问一职则基本是个虚衔挂职。然而北京政府在合同中特别提出“如政府需该顾问来京而于该顾问无窒碍时，该顾问应于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到京居住两月以备顾问”这一点，则已暗示古氏这段时间将有实质性工作要完成，若是说北京政府千里迢迢请古博士此间前来北京只是为了让其闲住数日，实在有悖常理，故古氏在此前应当已有所准备，此点亦得到唐德刚先生《袁氏当国》一书相关段落印证。

[7] “袁世凯乃纡尊降贵，请古顾问以评议《天坛宪法》为题，就世界各国现时所采共和政体与帝制政体之优劣做出评价… …这件备忘录是专为雇主袁世凯撰写的密件，仅供袁氏个人参考的。”

——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P159

“袁世凯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会见古氏，要求他为总统准备一份备忘录… …以供政府参考之用。身为政治顾问的古德诺自然领命照办，便撰写了一篇长文，作为给袁世凯提供私人意见的备忘录。”

——阙光联，《古德诺与民初中国政治》，《百年潮》，2004年第4期

“1915年（民国四年）8,28：筹安会声明，古德诺对于君主或共和问题，除呈送总统之节略外无他意见。”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民国元年至民国十四年（1912-191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六十八年七月初版，P193

[8] 关于筹安会的详细情形，主要参考维基百科之记载，其链接如下：http://zh.wikipedia.org/zh-cn/%E7%AD%B9%E5%AE%89%E4%BC%9A

[9] 筹安会宣言中有如下段落：“美国者，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著明，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

   ——李希泌、曾业英、徐辉琪，《护国运动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P10

[10] “1915年（民国四年） 8,17：古德诺对记者否认曾谓中国必须君主，筹安会宣言引征有误。”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民国元年至民国十四年（1912-191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六十八年七月初版，P192

   “8月17日，他接受了英文《北京宪报》的记者采访，发表个人声明… …明确反对筹安会把所谓君主制政府优于共和制之说强加于他的名下，因为此说既不正确且与他本人的观点不符… …”

  ——阙光联，《古德诺与民初中国政治》，《百年潮》，2004年第4期

   “十七日，古德诺否认中国必须君主之说。”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四年（1915）1至12月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民国七十六年六月，P620

   “古德诺博士的意见被广大的人士认为是明显的倾向于在中国实行帝制，尽管他现在发表声明否认这一点。”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纽约，道布尔戴-佩奇，1922，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P136

[11] “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利益代言人，有贺长雄和古德诺也无一例外的采取了怂恿和鼓励的态度”

  ——张学继，《有贺长雄、古德诺语民国初年宪政体制的演变》，《档案与史学》，1997年04期

[12] 笔者引用的是国内历史教科书的标准说法。此处可参见李侃、李时岳、李德征、杨策、龚书铎修编之《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94.4第四版（2009.2重印），P432

 有个呆痴说人脑每7年更新一次，算是每7年解脱一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到年底，7年之期将满；最迟到明年，无论如何也该算了结了。当然，也有可能还得等3年才算折腾完。因为这事儿已经让那群家伙们劈头盖脸的骂了不知多少次了，我也知道我这样不对、傻逼，所以只能期待自然规律发挥作用。
    不能讲，不能写，干脆别瞎想。一切关于它的字眼都是违禁的，都应当被屏蔽，一旦出现不是被自己镇压就是被人鄙视唾骂。。。我也不记得这种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更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样子——唯一的解释是我没出息，不能成气候。于是老子抄诗、攻书，还把自己弄得像个采花大盗一样是个小姑娘都要瞅两眼，但是没用。再忙也总有躺下来的时候，躺下来总有闭眼的时候，闭眼了以后如果不跟谢尚岐大人把成人夜话节目主持到精疲力竭昏昏睡去，那就完蛋了——那个天台，冬天，四楼，2003年6月24号下午、韦肥强行拉开的幕布和柏林归来的那个每日以奥运、贝五、拉二度夜的夏天、昏昏噩噩的后海和清华园中每周某日的功课就一起翻涌出来，把胆汁呕出来都吐不干净。
    呆痴，我就信你小子一回，最迟3年，这种莫名其妙看得人一头雾水的文字就从我这儿绝迹。
   《约翰•克里斯朵夫》放在枕边，睡前翻翻算是辟邪。
   《重读古德诺》快写好了，老子爆发了。
    别再说老子偶尔想起这事儿是因为太闲了吃饱了撑的不干正事儿，我实在是压不下去了——当然我还会继续压。

此篇文章是很早以前写的了 只是那会儿我的space似乎被锁死了，根本无法发表日志。这篇在turtle那儿已经有了，但自己还是收进来，免得将来校内出什么岔子，也顺便试试space是否正常，另外也算是更新一下除除草。校内上现在越来越多没办法说的事儿和没办法与之心平气和讨论的所谓“民主斗士”，所以以后想关的文章只发到这儿，校内就少写些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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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整理了一下跟我书架一样混乱的文件夹，确定一下那些临时命名的被杂乱无章的随便丢在里头的文件都是些什么东西，然后一一重新命名，该留的留该删的删。看到一个名为“20075281918249083”的mp3文件，估计不是什么好歌——至少我当时没给它认真的把名字打出来然后好好放到它该放的地方——正准备赶紧跟那些乱七八糟占空间的一次性文件一起删了，鼠标却条件反射般的双击，文件卡了一下，过了几秒才开始播放,刚听到手风琴第一个音我就知道是它——你就算把它反着播放我也认得！

      “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水面上，

         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

         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的灯火辉煌

         山楂树下两青年在把我盼望。”

      “哦 那茂密的山楂树白花开满枝头

         哦 你可爱的山楂树为何要发愁？”

      这算是我接触的最早的苏联老歌之一，基本上我就是在这些歌声里泡大的。这么多年了，我原以为它们早已随着8、9年前那个偏激极端整天幻想着——确切的说，是在行动，无论看起来多么荒谬和自以为是（依稀记得那时我们班的是“红色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联盟”，隔壁11班有个“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国支部”，楼下9班的是“金三角集团”）——改天换地解放全人类建立一个三大差别消失完全平等的世界共和国的我一去不复返了。

       我总喜欢跟人说“早日过上有理想有爱情的日子”，现在想来这“两有”的幸福观应该就是发端于此，发端于将近10年前的那段日子。理想、革命和爱情在那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苏联。当然，如果有人把这里的“苏联”这两个字当作一个政治名词或者历史概念来理解自然会觉得我是何等的不可理喻，他们或许会把它的丑恶万状——无论是史实还是后来经过再加工和杜撰的——逐一摆在我面前，好好的教育我一番。

      我没办法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或者更准确的说，这种“情结”——就像《苏联祭》中所说的那样。

       那些旋律伴随着这种情结逐渐从记忆深处涌了上来，随意在脑子里翻一翻，取出了如下这些残片：

“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蒙蒙的薄雾，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耀着灯光

    远方心爱的姑娘寄来珍贵的信/说她那少女的爱情 永不会消逝/胜利后他将会得到他期待的一切/还有那永远明亮的金黄色的灯光

    看见姑娘的来信，想起姑娘的话/ 青年心中多高兴，变得更坚强/他更痛恨着侵略者，战斗更勇敢/为了苏维埃祖国，和亲爱的灯光。”

“小伙接到命令往西/姑娘却要去东方/他们都是共青团员/保卫祖国上战场。

     他们告别安静的家乡/两人从此各一方/亲爱的 别离时刻来到/有话儿快快对我讲”

“是第四个年头人民生活水深火热/是第四个年头人民血泪流成河/我多么想回到心爱的姑娘身边/我多么想用手抚摩祖国/

   胜利已不远，就在眼前/最后一战，最后的拼杀/我思念祖国，我思念家/有多少年月，没见过妈妈/我思念祖国，我思念家/有多少年月 没见过妈妈”

“个个战士勇敢年轻，目光锐利像雄鹰/团队旗帜迎风高高飘扬/指挥员们在最前面/战士们出发 出发，出发/亲爱的我会给你/一路上写信回来/听军号在召唤 再见吧 出发！”

“瓦夏你呀为什么低着脑袋不说？/愁眉苦脸不快活，为啥这样难过？/打起仗来天不怕 上阵还说笑话/为啥突然变了样 瓦夏你快回答！

  不比战场打敌人，谈谈笑笑高兴/姑娘好久不来信，怎不叫人纳闷！/已经过了五星期，不见一句半字/哪有心思笑嘻嘻，心中实在焦虑。。

  瓦夏你可别着急，不该折磨自己/姑娘假如真爱你，定会给你信息/她若不再写信来，就是把你忘怀/对你根本没有爱，这点你该明白~

  咱们大伙手挽手，战士友情深厚/只要心儿还在烧，不愁姑娘没有！/打起精神唱歌吧，明天是你休假/快些抬起头来吧，瓦夏，我们的好瓦夏！”

“在那矮小的屋里/灯火在闪着光/年轻的纺织姑娘 坐在窗口旁

   她年轻又美丽/褐色的眼睛/金黄色的辫子垂在肩上

   她那伶俐的头脑/思想多深邃/你在幻想什么，美丽的姑娘？”

     《灯光》、《告别》、《乌克兰辽阔的原野》、《最后一战》、《出发》、《瓦夏，好瓦夏》还有《纺织姑娘》—— 为理想献身的勇气、对国家和大众幸福的热忱以及心爱的姑娘永远是这些故事的主线。我实在想不通那些一听到“苏联歌曲”这几个字就很自然的联想到“大海航行靠舵手”、“金日成大元帅万岁！万岁！”还有“藤上结出大西瓜，社员都是向阳花”这些字句然后给我一个见到史前异兽似的口型的家伙们这种无厘头式不经大脑的鄙夷到底有什么依据。当然，如果看到如上这一切依然能得出一个这样结论，即我对苏联情有独钟乃是由于我杨某人天生一个“黄俄”喜欢祭拜别家鬼神崇拜强权依赖奴役看不到浩荡华夏传统美见不得天下人民都解放之故，那我也无话可说，并且对前述鄙夷深表理解。

      到6年前常去的一个左派论坛去看了看，很久没去了，大将的军衔降为了大尉，版主的职务也解除了——这都很正常。只是赫然出现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使我难以接近这些曾经因思想而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同志们”——当然，当年的很多人已经离开了这个论坛，现在看到的没几个熟悉的名字了。我不知道这种陌生感是因为我变得快还是他们变得快。我愈发觉得那里的言辞变得难以接受，虽有千般热忱万种崇高却依旧难以遮盖激情迸发之下的偏狭与漏洞，完全不似当年宽广博大严谨精深。火花是有，但更多的是电光火石兵刃相接，再难见真正意义上自由的思想碰撞所带来的欣喜和畅快。我也不再敢再上面多说什么，因为我知道以我现在的想法，若将我的文章或者观点贴上去，定然不容于那里的思想红线，口诛笔伐是一定的，何必干这种自己憋气还给别人添堵损人不利己的傻事，于是四处转了转，登出。

     右边就更不用说了，向来被多数人以“左粪”扣帽子。当然，这样做的人我从不认为他们是真正信奉自由主义的人，那种舍我其谁自古华山一条道的“凡是派”和“唯自由派”从来都与他们所反对的暴政无异，甚至在掌权后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我不认为那些整天说别人是“叛徒”、“修正主义”、“XX主义绝对正确”甚至造出个什么“奥林匹克社会主义”的家伙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

     然而现在主流的左右似乎就是如此，并且天天打得热火朝天不可开交——至少在我所见到的网络上——抓到一点对方的小尾巴就到处开始疯传，其实怎么传也没出自己的那一个小圈儿，大家的新成果新发现无非是巩固己方的信心振作士气并以此获得一种虚无缥缈的成就感。之所以称之为虚无缥缈是有如下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对方是基本不会来看的，看了也白看争了也白争，所以没有对手就根本谈不上击败对手；其二，当人从对真理的追求推敲演化为偏狭狂热并迷恋于论战时，自然难以获得真实客观的认知，认识真理攫取本质这一任务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理想到最后只剩下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信念的正确性都产生了根本的动摇，又何以奢谈坚守并为之献身？两项基本工作在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中被糟蹋得满目疮痍，还有什么胜利和成就可言。

     这种毫无归属飘忽不定左右为难的感觉实在是糟糕得很，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大学3年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韬光养晦不争论。好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没想清楚之前绝不乱说话——这或许是一种进步，姑且称之为严谨；当然也有可能是种退步，锐气尽失、日薄西山未老先衰的悲哀。

     不过至少自己还没搞清楚的事情就拿出来大放厥词无论如何是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那篇《写在巴黎公社墙前》一搁笔就是半年多，这半年来始终有些问题还在纠结着，在没搞清楚之前我绝不贸然动笔，等时机成熟了我自然会给出一个交待。

    一激动又扯远了。

    回到《山楂树》。 当时跟唐猪在高一参加化学竞赛培训时，周末留下来他会住到我们宿舍，说说唱唱就是一个晚上，以致第二天在黄军谱的课上集体有特定频率地点头。那时我们曾经大半夜在宿舍阳台上对着官龙山录过一首我们二声部和声的山楂树，后来再怎么唱再怎么录都不是那个味儿，不幸的是那版录音随着一次突如其来的系统崩溃随着一堆病毒被格式化掉了。还有一回，那是九三年演出前的几天，我、turtle、张棒、葛龙在综教处赶制海报——其实基本是我们在看葛龙赶制——干到12点多，叶维加（小学部的那个乐队指挥）来收样拿回市里印刷。收工后不知为什么，唱起了山楂树，turtle开始跟着唱，但对词不熟——主歌总共有5段词，副歌有2段——然后张棒就打开百度，放着伴奏，看着歌词加上葛龙一起唱——那种感觉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某号称“伟大的ABB”的大婶曾经说我似乎不该在这个年代谈恋爱，我的姑娘们都活在上个世纪初，就我这老不死的还活到现在，就别想老牛吃嫩草了。

    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相信迟早会有这么一个姑娘，能让我冬天带她去一个映着星月的湖边唱着小路、山楂树、红莓花儿开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5：24 2009.3.13  ）

 

题目是王洛宾的一首歌，很久以前的了，这种时候听着还是很有味道。

近来日子过得还算平静

巴黎公社墙那几篇暂时搁下了，一提笔才发现要看要讨论的东西越来越多，先抽个时间好好清清脑子再写——尤其是近期买了本托洛斯基的书，有些事儿又要重新看了。这些想法就像当时格瓦拉里演的那出很糙的宫殿监牢一样：一次次修，一次次改，一遍遍重新推倒。

今年的冬天总算正常了，一立冬就开始呼呼的刮北风，天一下子就凉了下来，空气里弥漫着热咖啡和姑娘们护肤霜的气息。偶尔一阵风，让我想起井冈山，想起那个迎着风读普希金的清晨。

心里有时空落落的，各种回忆便一下子填充进来，把阴郁寥落的一切重新照亮。记得去年起风的时候写过一篇东西，大概也是这种感觉，不同的是那会儿感觉极其糟糕，日子过得连滚带爬；而现在至少还算能把握自己的时间——尽管还是一样的在报告、论文和考试间疲于奔命。

不高不低不好不坏，也就如此而已。

拉二是从turtle那儿得到的，陪我度过了无数倦怠绝望空虚丧气的光景。有人觉得这些词对于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绝对不合适的形容词，因为在不熟悉的人看来我似乎如同六十年代标准化生产的电影里走出来的高大全，同其他“高大全”一样，不食人间烟火的同时带有一种古板的执着与激情，每天围着一个让世人嘲弄的理想——尽管我认为他们对这一理想误解很深并且他们嘲弄的也是我所嘲弄的而并不是我所推崇的，但他们硬要如此想，强行把那个可笑的不堪一击的“理想”扣到我头上然后看着他们心中理所当然的“我”哈哈大笑或是当作活化石展览起来，我也没办法——忘我的工作、战斗，无爱（除了对“阶级兄弟”）无恨（除了对“阶级敌人”）无欲（除了对“xx主义”的求知欲）无求（除了实现“英特纳雄耐尔”）——说白了，就是天上掉下个孔乙己；或者说在孔乙己那会儿，他们会认为孔乙己是天上掉下个杨彦哲。

无奈之时想起子曾经劝我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余抚掌而笑，对曰：善。

青灯作伴，盏茶奉陪，拉二绕梁，余音三日。

光棍节这个东西，大家聚在一起弄出一大堆动静和花样也无非是为了吸引姑娘早日脱光——类比脱贫，勿动歪念。

姑娘现在于我而言实在是如同云山雾绕遥不可及。本来一个孔乙己就已经够让姑娘们敬而远之的了——对文物历史奇禽异兽有兴趣远观者除外——再加上不知为何，从某个时候开始，即便看上的姑娘也不过只有个一时半会儿的好感，说一句“确实是个好姑娘”以后便再无下文，一点儿感觉也没有了，以至于某人怀疑取向。

实际上这一荒谬的猜想已被铁的事实击得粉碎，出现了一个好姑娘，那种久违的感觉又回来了，只是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知如何接近，也难以接近——不得不承认，又败给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虽然还在奋力一搏，但至少到现在还是一如既往地失败，“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隔君天涯，君隔我海角”的序曲不知会不会又引出一个“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悲剧最后在错错错莫莫莫中收场。

由此带来的种种郁闷只得化作数学经济的题海历史政治的文山托洛斯基的回忆录还有手边的一盏浓茶音箱里的一曲拉二。

某个东西暑假跟我说现在寂寞点是对的。我非常同意某个东西的话，虽然这个东西在平时瞎扯淡的时候很不是东西脑子天天搭错线致使有一段时间可以经常看到我们在别人的页面和地盘上刀光剑影留下的一片血雨腥风——不过这小子这些日子忙了，闲扯淡的功夫也少，也真不上校内了，只有这点还是值得佩服和学习的。

把想姑娘和为之烦扰的时间用在学业工作上用在对将来对理想的思考上有时确实能收到奇效——那段在漆黑冰冷的冬夜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燃烧了舞台燃烧了我们所有人的十六十七岁的记忆仍然清晰可见。

一句“工作的快乐使人超脱一切的烦恼”令我对金老爷子由衷地敬服，或许我们中的很多人还将被这句话鼓舞很多年甚至是一生。

想起老爷子暑假时的叮嘱“别的我不说了，我只想你们记住一个字，忍。”

某个东西现在看来是将其发挥的淋漓尽致，这也是某个东西的厉害之处。他看准的事和他锁定的目标，他总能使他们无一例外的成为现实。